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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7-30 14:05:10 来源:合肥晚报
[attach]18268[/attach]核心提示:今天,我们为什么致敬城市?因为这座城市是我们的身体、灵魂和命脉所在。为厘清这70年的人居进程,我们的眼光必须往前溯,让历史在蝶变中更鲜活地走进内心。好个重庆城,山高路不平“好个重庆城,山高路不平”。在重庆,这是一句妇孺皆知的熟语。其中前句是赞叹,后句是感慨。对赞叹,我先按下不表,而对感慨的解析,则表明这是一座活得不容易的城市,以至“山高路不平”。或许,在外乡人看来,重庆是一座既盛产英雄又盛产美女、既盛产美食又盛产想象的城市,但它骨子里,究竟还有怎样的个性和血性?在它热情、豪爽、大大咧咧的表象背后,究竟还有怎样的鲜为人知?今天,只说说城市面貌的变迁。城市面貌的主体是建筑。早年重庆主城(渝中半岛)的建筑除官府、寺庙、店铺、学堂外,以民居为主,城市无绿化、无路灯、无公园、无公厕、无公路、无自来水……“山高路不平”,就有了广泛的外延。事实上,明清以前,重庆还不能算一座严格意义的城市,其主要功能是一座军事要塞。自公元前316年秦张仪在长江、嘉陵江交汇处的山岭上筑江州算起,直到北宋孝淳熙十六年(公元1189),这座城池才正式升格为重庆府,从那之后的八百余年间,“重庆”,始终作为一个地理名词,深藏于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;或作为一个军事名词,库存于世界军事词典的索引目录里,以至1929年它正式建市时,其水陆总面积仅93.5平方公里,人口仅28万——然而从那之后的90年间,它竟先后经历1939、1950和1997三次直辖,其幅员扩展到8.2万平方公里、人口达到3200万。这在中国城市史上绝无仅有。但这仅仅是表象。今天,如果你走在渝中半岛高低起伏的公路上,在体验“山高路不平”的同时,或许还会被眼前的景象吓一大跳:四周就像春天山野间的竹林浇多了肥料,惹得竹笋疯长——数千幢身形庞大的高楼大厦,将半岛插得密不透风,据说密度堪称世界第一。穿行于众多楼宇构置的阴影下,美女、美食、华灯、酒香、喧闹迎面扑来,恰如《疯狂的石头》导演宁浩的一句评价:这里的正街像香港,背街像加尔各答。然而,这仍然仅仅是表象。宁浩的说法,在于他尚不懂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典型到极致的城市,其市容面貌也充满二重性。因此,要解读重庆的人居环境,必须解读它的移民史:自秦灭巴后,这里的原住民巴人便消逝在历史暗夜的折皱中,今天的重庆人主要由清初移民、抗战移民和三线移民等构成,他们的生长便是城市的生长;是他们,创造和复制了关于重庆的所有意象。遥看明末清初,巴蜀历经36年战乱,“千村薜荔人遗矢,万户萧疏鬼唱歌”是重庆城乡的写照,据康熙二十年(1681)统计,全川仅余人口50万,其中管辖下川东36州县的重庆府,人丁仅遗3万。顺治十年,清廷宣布移民,就此开启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大幕。自清顺治十年到嘉庆末的150年间,总计有三百余万移民(规模是今天三峡移民的3倍),经粤北、汝城、桂东、茶陵、醴陵、浏阳到平江,再溯江而上经宜昌入三峡,然而后分北上和西进两条路线迁徙,北路由重庆向广安、仪陇、巴中移动;西路入泸县、富顺、隆昌进川西。湖广移民带来了农耕技术和建筑技术,既让经济得到复苏,也让优雅的川东民居遍布主城及巴渝山乡。“近代城市之父”的拓城气魄在文史学者杨耀健看来,潘文华堪称重庆的“近代城市之父”。这盖缘于他拓城的气魄。潘文华,字仲三,川西仁寿人,民初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,官至陆军二级上将。1929年,潘受刘湘委任,正式出任重庆市首任市长。至此,“重庆市”这一行政概念,在原巴县管辖的地块上脱颖而出。建市伊始,主城困囿于通远门内,潘文华认为:“以重庆市区近30万人口,其拥挤情事,自难避免;若非另图新区,何堪困扼!”要拓展新城区,必须冲出通远门。其时,通远门外坟茔累累,人称棺山,是数百年来市民祖宗的安息之地。要把几十万座坟墓撬走建新城,是哪个出的馊主意?这事不但市议员通不过,城里老少爷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,他们大多嗨过袍哥,口气很硬:“谁敢动坟,老子拼命!”行武出身的潘文华端是一条汉子,口气也不软:“不迁?笑话!刺刀侍候!”遂任命属下旅长郭勋祺为迁坟局局长。那老郭也算个狠角,一上任,恃快枪在手,放出狠话:谁敢阻挡,枪子不认人!遂派出迁坟队若干,大刀阔斧,仅一年有余,就将通远门外43万座坟茔全部弄走,开辟出从七星岗到菜园坝、从两路口到曾家岩的大片地块,时称新市区。面对新开辟的大片地块,潘文华又亲自规划了主城三条公路,以渝中半岛山脊为界,分中区干线、南区干线(沿长江)和北区干线(沿嘉陵江),中区干线由七星岗经两路口、上清寺抵达曾家岩(周恩来公馆),叫中山大道,全长5公里,宽20米,底层砌碎石,上层敷设三合土,是重庆的第一条等级公路。修路之际,潘文华又在七星岗打枪坝建水厂、大溪沟建电厂。路、水、电的兴建,推动了近代重庆城市建设的真正起步。在他任期9年内,重庆拓城向西冲出浮图关,向北延展到江北城,向南扩大到南岸区,一座颇具规模的近代山水大城,终于呈现在群山环抱的两江之滨。主城民居并不仅仅是吊脚楼无论古代还是近代,重庆主城的建筑乃至民居,远不是以吊脚楼为主体,但诸多专家、学者和市民,皆有误读。一个简单的推理即:在潘文华拆除老重庆的城墙前,主城民居均囿于通远门和朝天门内,多不临水,又哪来那么多吊脚楼?在清末富商刘子如监制的《重庆勘舆图》中,民居多为依山而建的小院落,要么是穿逗结构的平房,要么是四合院,吊脚楼极其少见——这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:一是早年的重庆民居究竟是啥模样?二是在40年代卡尔.迈当斯等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中,怎么会有那么多吊脚楼?先回答第一个。事实胜于雄辩:不妨看看上清寺。上清寺现在官媒统称“中山四路”,从其转盘路口到路尽头的周公馆,长度虽莫过1公里,但却布满了当年新市区的大量民居:路口是鲜英的官邸特园,依次而上是人民小学(早年是求精中学的西式教工宿舍)、张治中桂园、求精中学大门、中四路小学(建于上世纪20年代)、团市委(内有潘文华公馆)、戴笠公馆、周恩来公馆、雾都宾馆(当年是美军招待所,乃中山四路尽头),由此往回转,依次为军统局机要处、派出所、田坝子、市委后门、市委大门(当年市委大院内有富商康心如等人的多栋别墅,抗战后被国民政府行政院征用,成为蒋介石、宋美龄、李宗仁等在市区的居住地)、老东明餐厅、40巷、张骥公馆,左转接范庄。这里有一栋吊脚楼吗?没有嘛!都晓得重庆夏天发大水,谁会把房子修江边呢?傻呀!这并非个案。已故民俗学家马恩华30年 取了重庆大学,“那时重大刚从菜园坝搬沙坪坝,刘湘的成渝公路也修通了。去重大,得在牛角沱坐马车。”马先生回忆,“当时还莫得公交车吔——车老板红缨鞭子一抖,马车就叮叮当当跑起来。一路风景如画:右手边是嘉陵江,帆影点点,号子连连;左手边是一栋栋小楼,掩映在夹竹桃或树林里,有中式的,也有西式的。告诉你吧,抗战前的重庆城,硬是漂亮得很!但就是有点臭。”问何故。答:“缺水噻!潘文华修的打枪坝水厂1932年才供水,但远远不能满足市民需求,很多人家仍得雇人挑水。有啥法呢,守着两江缺水喝嘛!一盆水既洗脸又洗脚还要冲厕所,水那么金贵,厕所哪能冲干净嘛,一到夏天,整座城市都有点臭哄哄的。直到改革开放后,家家户户有了独立卫生间,城市才不臭了。”这是实情:即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跨“三大步”的粪车还满街跑,清早八晨倒尿罐也是城市一景,能不臭?回头说第二个问题,为啥老照片中吊脚楼那么多?马恩华称,主城吊脚楼大多是抗战后兴建的。史实时,1937年重庆主城人口30余万,1945年超过150余万,那么多难民涌入陪都,要住宿,只能因陋就简搭棚棚,条件好的修吊脚楼。城区好地段早被本地人占用,外来的下江人只能沿江搭建,因此人们看到的吊脚楼多在江边,如曾家岩、大溪沟、千厮门、朝天门、储奇门、菜园坝、化龙桥等。那么,作为川东特色民居的吊脚楼又在哪里呢?它们多在巴渝丘陵的临河小镇或近郊临江小镇,如偏岩古镇、中山古镇、磁器口古镇、马桑溪古镇等。史实如此,后世尊重。(张卫:作家。曾在重庆晚报效力13年,学策划,善写作。热爱重庆文史和抗战史,跑过田野,采访深入,喜以白描状物写人,文字敢剔骨见肉,切入血脉,内心却谦卑。是《读者》杂志在重庆唯一的签约作家。唯谢者,乃读者之厚爱也。)